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

山大中文在全國排名屬于第一陣營

最近，山東大學文學院發生了不少大事兒。4月26日，山東大學召開人文社科學術工作會議，文學院院長杜澤遜圍繞“尊重科學規律，堅持學術標準”，作了交流發言。在這次會議上，山大文學院被授予“2018年度優秀科研組織單位”。

也是近日，山東大學文學院舉行了首屆學年論文報告會。學生嚴格按照論文學術要求，每年學寫一篇論文，有教授為學生打分評獎。“目的在于為學術水平突出的學生，提供一個冒尖的機會。”效果也是驚人的，比如杜澤遜發現，雖然有的學生剛剛讀完大二，但是論文寫作水平已經達到了副教授的高度，“如果你讓一個副教授來寫這篇文章，最多也就是這樣。”

近日，杜澤遜接受了齊魯晚報·齊魯壹點記者專訪。而此時，距離杜澤遜擔任文學院院長剛剛過去一年多，他是在全國高校爭創“雙一流”如火如荼之際上任的。根據教育部批準的山東大學一流學科建設方案，學校重點建設 5個優勢學科領域，打造世界一流學科高峰，其中就包括中國古典學術領域，涉及中國史、考古學、哲學、中國語言文學等學科。

山大的中文在全國的位置，一直以來備受社會關注，杜澤遜向記者列舉了幾次近期的國內排名。在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當中，中文學科排名最靠前的是北大、北師大，皆為A+，剩下的六家，包括復旦大學、華東師范大學、南京大學、浙江大學、山東大學、四川大學，評估皆為A，排名不分先后。這樣看來，山大至少在前八名之列。

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當中，全國高校中文學科評估情況。

還有一次排名第三。“因為標準不同，全國前8所高校的中文學科排名上下略有差異，但不管怎樣，山大的中文在全國至少位于第一陣營。”

山東大學文學院要加快速度進人

一流學科的建設，最終還要落到一流學者身上。去年4月下旬換屆以來，杜澤遜一直在思考山大文學院學科建設問題，而其核心問題是人才隊伍問題，人才隊伍的構成又是整體實力的重要因素。

在2018年的述職報告中，杜澤遜講到，山大的第二次輝煌，這些名師都不是山東人。比如，著名的馮、陸、高、蕭四大家，其中馮沅君是河南唐河人，陸侃如是江蘇南通人，高亨是吉林長春人，蕭滌非是江西臨川人。

而且，從學歷上，四大家都不是從山東大學畢業，主要出身于清華、北京女高師等。“這個令人仰望的學者群體不是山大自己培養的人才構成的。因此我們也不應該固守下一代、下兩代學者應當由山大自己來培養，如果不是山大培養的就認為某某先生這一脈斷了，不應該。”杜澤遜說。

來源：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2018年述職報告。

當然，杜澤遜認為，我們也不一定要切斷自己的學脈，而是應當繼承、發揚老一輩學者的傳統，五湖四海，唯才是舉，唯才是用。山大的優秀畢業生要設法留住，其他各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也要努力請進來。保持人才來源的多元性是保持學術優勢的重要因素。把山大學脈理解為山大老師師徒相傳，就過于狹隘了。

回顧山東大學文學院在近三四十年的發展歷程，一直在吃馮、陸、高、蕭的老本，吃馮、陸、高、蕭下面第一代學生的老本，而下一代學生又在吃這一代的老本。“作為第三代或者第四代，我們能創造什么樣的業績呢？這個后人會去評價。總之，我們要進人，要加快速度進人，要看看馮、陸、高、蕭這一代的人才隊伍結構，從中汲取進人的經驗。”杜澤遜說。

近幾年來，文學院加快了引進人才的步伐，包括大牌學者以及青年人才。比如，今年山大文學院聘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、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趙生群為專職特聘教授，趙生群先生專攻文獻學。另外還有龔鵬程先生，今年4月開始任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。龔鵬程是臺灣佛光大學創校校長，是學貫中西、兼通古今的大學者，著述豐富，罕有其匹。除此之外，山大還引進了大量青年學者。

人文學科做科研應鼓勵“十年磨一劍”

對學術研究而言，高水平、高產量的科研成果是最理想的狀態，卻不是常態。杜澤遜總結了科研成果的四種狀態，最好是高水平、高產量同時具備，次之則是高水平、低產量，再次之是高產量、低水平。

杜澤遜直言，我們目前的科研政策當然有利于高水平、高產量，這個無可置疑，再次則有利于低水平、高產量，最不利于高水平、低產量。一個學科的地位應當由兩種人奠定，一是高水平、高產量的人，二是高水平、低產量的人。但在某種意義上講，高水平、低產量才是學術研究的常態。

我們國家有對論文分等的刊物級別，對學術著作卻沒有。有人一年出兩三本著作，有人一輩子就弄了一本著作，比如曹雪芹一輩子只有一本《紅樓夢》。但如果以產量來打分的話，曹雪芹是不占優勢的。所以，目前的著作評價標準，對高產量、低水平的人而言，就是受之有愧。

而這當中，最吃虧的則是沉在底下的“高水平、低產量”，比如十年磨一劍的人。“如果我們的社會不鼓勵十年磨一劍，那么不就變成急功近利了嗎？我們在對著作、對學術成果的評價標準上還有較大的努力空間。”

杜澤遜給出了一條建議，學術著作的分級由專家來評定，建立專家組，同行專家的評價機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。但我們長期以來受工科思維影響，該評價機制至今仍未建立。工科思維強調客觀標志，比如一個螺母要生產標準件，無論是尺寸、重量還是體積，都有嚴格的標準，無法作假。

但是有些成果，是無法用重量、尺寸或者體積這種標準來衡量的。杜澤遜覺得，這方面，我們可借鑒一些行業的做法，比如品酒師，或者廚師，“一流的品酒師和廚師，都是專家組評選出來的”。

對于人文學科學術成果的評價，第一個就是要相信專家，這是根本出路。而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，就是如何讓專家按照科學的標準來發話。杜澤遜認為，應該用制度約束專家，就像用制度來約束法官，“否則被評的人不服”。

一年的工作要“以觀后效”，接受歷史檢驗

學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從去年開始，山東大學文學院對本科生增開了32門原典課，在杜澤遜看來，這固然是對學生培養的一種加固根底的措施，但是教學相長，又是對教師隊伍的學術培養。

32門分為四組，涵蓋中文各個二級學科。原典課的開設，也是對教師隊伍的檢驗，“我是搞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的，假如我不敢開設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導讀，那還算古典文獻學嗎？一個文學院，有三十二個教師在潛心研究原典，這樣的文學院，應當是有底氣的文學院，”杜澤遜說。

原典研究透了，到哪里也不怕，到哪里也可以挺直腰桿。所以依杜澤遜來看，要打造一流大學、一流學科，首先要造就一流學者。

除此之外，文學院還制訂了每年評選優秀科研成果的辦法，對量化制度、名堂制度進行糾偏，把優秀成果選出來，求其學術質量。實際上，這一年以來，山大文學院關于各種事務的暫行辦法、規則就立了30多件。“目的是讓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法可依，辦事人員可以直接照法辦，不用事事請示、事事上會，也有效控制了領導權力。”杜澤遜說。

一年以來，杜澤遜的工作節奏就像有條鞭子在后面趕著。“這30條規則，哪一個都要反復商量，而我常年每周還有十多節課……另外還有各種會議和學習。”

他謙遜地表示，“我們的目標是向前拉車，目前文學院收獲的果實，大部分是上一屆種下的。而我們現在做的這些工作，它效果如何，只能‘以觀后效’，我們要接受歷史的檢驗。”